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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树理:不改初心方得始终
 

  伟大的作品不是靠力量,而是靠坚持完成的。这句话对于人民艺术家赵树理来说再合适不过,终其一生,他都在坚持书写农村,而农村也成就了他的伟大。

  老汉的家学

  赵树理出生在山西省沁水县尉迟村。此处正是愚公移山神话中,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的结合部。历史上曾留下“支分太行之秀气,联王屋之奇,龟蛇呈形,金水结群,群山环拱,众壑潆洄,地险处于天成,胜盖收其精气”的描述。而中华民族的两位圣君——唐尧和虞舜传说也曾在此耕耘,因此这里的人重农桑,多朴质。此外,赵树理出生的村庄尉迟村也大有来头,相传,在李世民登基之后,封尉迟恭为“吴国公”。贞观年间,因不满太宗迫害忠良的做法,甘抛厚禄,到此隐居。尉迟恭出身贫寒,早年与刘备一样,曾以编织为生。他向村民们传授了编簸箕技术,赵树理的父亲就是闻名乡里的编簸箕能手。后来,吕窑村民为纪念尉迟恭,改村名为尉迟村。尉迟恭刚直不阿、一身正气的人格风范被村里奉为精神典范,村东南河岸上,建有尉迟庙,香火甚旺。

  除了信奉尉迟恭的勇猛刚毅,沁水县还有着深厚的信神敬巫的传统。形形色色的宗教道门牢牢占据着村夫愚妇的脑海,封建迷信的思想犹如山里挥之不去的乌烟瘴气,代代相传。赵树理曾经回忆:“抗战期间,日本人把我们的人压在茅坑里,青年人往外救还要问问阴阳先生。”赵树理祖父是“三圣教道会”的忠实信徒,而父亲则是阴阳卦术的传人。在这种浓厚的宗教气氛中,赵树理很小就接受了《三圣教道会经》《百中经》《玉匣记》《麻衣神相》的启蒙教育。尽管,父子俩的联手努力最终没能让赵树理成为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却又培养了赵树理与人为善,乐善好施的品质。

  虽然在宗教信仰的培育上,父亲赵和清十分失败,但是作为儿子民间曲艺的启蒙老师,赵和清确实当之无愧。赵和清不仅农事娴熟,通晓阴阳八卦,同时也是个音乐上的天才。拉得一手好巨琴,是当地民间音乐组织“八音会”中的主心骨。农闲时,赵和清常带着儿子到八音会上见识各种民乐,很快赵树理就可以和父亲一起吹拉弹唱。后来赵树理还练就了一手绝活,能一个人打鼓、拨、锣、旋,用口带胡琴还不耽误演唱。在民国六年一次村社联合八音会比赛中,年仅12岁的赵树理就作为尉迟村的鼓手出战,最终凭借着天衣无缝的表演,尉迟村拔得头筹。

无论生前身后,赵树理都是以农民艺术家的身份著称于世,但有趣的是,稍微细查家谱,就会发现,赵树理祖上并非农民,赵树理的高祖钟恩、钟勋两兄弟,分别高中太学生和武举人,曾在尉迟村各自盖起两进三层的官邸,在这个环山僻壤之间,称为钟鸣鼎食之家并不为过。尽管到了赵树理祖父忠方公一代,家道中落,但是,文脉不绝,赵树理的祖父和父亲都识文断字,是乡间有名的智多星式的人物。祖父更是多次参加科举考试,虽然自己与功名无缘,屡试不中,却在弥留之际,留下让孙子“励志尚学,光耀门庭”的遗愿。正是在这种不绝如缕的文化血脉的传承中,赵树理走进了私塾,又从私塾走进了榼山高小,走进了山西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又从这里走向了社会,走向了革命。

  妍媸且不论,自有文章惊海内

  赵树理曾经反复强调:“我每逢写作的时候,总不会忘记我的作品是写给农民读者的。”

  照顾群众的欣赏习惯是赵树理一贯的艺术原则,在抗日战争期间,关于是否应该用群众语言进行文学创作一直存有争议。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前,边区曾经有一次关于文学走向的讨论。当时不喜欢抛头露面的赵树理一反常态扮演起了舌战群儒的诸葛亮的角色。1941年10月,太行山腹地黎城县一个被汉奸操纵的邪教组织——离卦教号召五六百名信徒攻击县政府,宣称各级公务员是妖怪转世,必须杀掉才能免除普通人的灾祸。次年1月16日,400多位文化名人齐聚清漳河旁的曲园村,讨论文化宣传的走向。

  会上,一言不发的赵树理背着挎包,走到台上,把一本本破烂的线装书:《太阳经》《玉匣记》《老母家书》《增删卜易》《洞房归山》《秦雪梅吊孝》……随手从中拿出一本,高声朗读:

  观音老母坐莲台

  一朵祥云降下来

  杨柳枝儿洒甘露

  拯救世人免祸灾

  ……

  面对台下的指责和哄笑,赵树理不为所动,扬着手里的书大喊:“请你们回去看看跟着来的马夫、勤务员的手上,拿着的是你们写的1—2000本呢,还是这种小本本。老实说这些书就是从他们那里随便找来的,因为家家都有,他们一到驻地也就能借到。它像敌人的挺进队一样,沿着太行山爬上来,毒害着我们的人民。可惜我们一向不干预这些事,甚至以为新文化运动应该不涉及这些低级的事情,这种态度是错误的!我们应该起而应战,挤进他的阵地,打垮他,消灭他。但在形式上还要向他学习,因为它是老百姓喜闻乐见的。”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赵树理文艺通俗化的建议,来自国际新闻社的记者高咏就断言:用群众语言写不出伟大的作品,群众虽然是大多数,但却是落后的,先进群众是主要的,不能以数量的多少为标准。

  对于高咏的言论,赵树理并没有针锋相对,他说:“我搞通俗文艺,还没想过伟大不伟大,我这是想用群众语言,写出群众生活,让老百姓看得懂、喜欢看,受到教育。因为群众再落后总是大多数,没有大多数就没有伟大的抗战,也没有伟大的文艺。”

  在抗日战争期间,赵树理曾经担任过多个报纸的编辑或主笔。为了取得好的宣传效果,赵树理放弃了一般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采用通俗化的语言和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赵树理深谙通俗化是和普通农民打成一片的关键,因此,赵树理不仅让文字浅显直白,还要力求合辙押韵,以便读起来朗朗上口,为了编辑这些精巧俏皮的韵文,赵树理与那本《五元方音》几乎形影不离。在赵树理主编的版面中“小说、话剧、诗歌、唱剧、鼓词、快板、预言、相声、民间歌谣……”各种民间文纷至沓来,你方唱罢我登场,好不热闹。幽默风趣、扣人心弦、朗朗上口的小说则让赵树理成为边区知名度最高的作家。尤其是《小二黑结婚》和《李有才板话》的相继出版,让赵树理一下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小二黑结婚》打破了新华书店文艺书籍仅印2000册的极限,印刷数量达到了40000册;《李有才板话》在沪连出三版都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四处借阅,青年群众中争相传诵。一个外国记者甚至称:“赵树理可能是共产党地区中除了毛泽东、朱德之外最出名的人了。”

赵树理一直没有改变为农民写作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赵树理被调到北京,成为全国作协的一员,赵树理没有陷于“开会出席,通电列名”的文山会海的生活,反而时常下乡体验生活,积累创作材料。即便是在出访苏联期间,赵树理的心思都不曾离开农村的厚土,他曾说:“我是个在农村长大的人,对农村的兴趣比较大一些,早想看一看苏联农村农民的生活,可惜这次不凑巧——一来是冰天雪地的时候,二来是莫斯科附近不是农业区域,所以没有接近农民生活的机会,只不过在火车、汽车、飞机上见到几点迹象。”

  农民本色

  赵树理被称为人民艺术家,不仅是因为他为农民而写作的态度,其本身就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

  尽管赵树理生性温和,但是,每当有人挖苦、诋毁农民时,赵树理必然针锋相对。一次过春节,赵树理提议吃金针海带,不仅惹得同伴大笑,还引来了对农民吃南瓜汤、臭酸菜和长年累月不洗脸、不剃头的指责。赵树理忍无可忍,写了一篇《平凡的残忍》指出:“目前,我们正在抗日根据地吃南瓜、喝酸汤的同伴们,正是建设新中国的支柱,何忍加以嘲笑?”并在给徐懋庸的信中写到:“把金针海带当山珍海味,并非千古不变的土包子;吃南瓜喝酸汤也不是从娘胎里带来的贱骨头。”“希望我们的同志哀矜勿喜,有道落后的人们走向文明,万物以文明自傲,弄得不少文明一点的人坐也不是、站也不是。”

  王中青曾经在回忆1946年他和赵树理见面的情形时写道:“他一头扎在农民中间,到处能听到他诙谐的话语,到处便腾起了欢乐的笑声。开春后,遍地的耕牛走动了,他常常掖起棉袍,一手抓住犁杖,一手扬起鞭子,看着脚下翻滚的泥土,闻着泥土诱人的芳香,扬声唱起梆子戏。秋天,金色的场上,珍珠似的谷粒扬到空中,又沙沙地落在金山上。扬扬的人场中照样能听到他略带沙哑的上党梆子声。他哪里像个文人、作家,他就是一个农民的心灵啊、农民的形象啊!”

  赵树理身上的农民气质自始至终都没有改变,来到北京后,赵树理虽然身兼数职,收入不菲,也时常出席高规格的社交活动,可他的衣食习惯始终没有改变。仍然披一件从太行山带来的破旧大衣,用小烟袋抽着揉碎的烟叶,喝廉价的砖茶,光顾专营大饼、烤红薯和老豆腐的小店。坐在老旧的小馆子里和北京底层的老百姓谈天说地。一次,已经是副省长的王中青来北京出差,赵树理将他拉到了这家小店中接风洗尘,被传为笑谈。

  赵树理下乡喜欢吃派饭,不嫌脏、不嫌差,一家一户,农民吃什么,他就吃什么。而且不论到了谁家,他都像回到自己家一样,拉家常、做家务、帮助烧火做饭。就这样,整个村子各家各户被他吃了个遍,不仅熟悉了村民,也了解到别人不了解的事。

  幼年时的赵树理为了补贴家用,在天寒地冻的冬闲季节,常要赶着毛驴去驮炭。从尉迟村走到阳城煤窑,驮上炭,运到端氏镇,往返百里,挣几个脚钱买盐买布。太行山上,风疾路险。宋代司马光曾有诗《苦寒行》:

  寒冬北上太行岭,散雪虬结风峥嵘。

  熊潜豹伏飞鸟绝,一径仅可通人行。

在凛冽的寒风中,赵树理瘦小的身躯落下了怕冷的病根,走到哪都不忘与火结缘。因为怕冷,冬天一过五更就难以入睡,在边区当主编的时候为了取暖主动要求调到伙房工作,到了后来甚至独揽开会时候的“生火大权”——被女儿赵广建戏称为“烧火专员”。然而,奇怪的是,在农民的眼中,这个怕冷怕得要命的汉子却好比数九寒冬的一炉红火。一经接触就会产生温暖融洽的感受。不论是在根据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下乡,谁都愿意和他唠唠家常,几乎没有人和他说不到一块。家长里短、邻里纠纷到了他的手上,总能闹个皆大欢喜的结果。从《盘龙峪》到《小二黑结婚》,从《李有才板话》到《李家庄的变迁》再到《三里湾》,赵树理自始至终都在践行着他为农民写作的原则,虽然身居高位,却并不因为走的太远而忘记为什么而出发。尤其是在一次次波诡云谲的运动面前,仍能不改本色,或许,正是因为赵树理从来没有忘记农村、忘记农民,才让他有了这份坚持和淡然,因为不改初心,所以方得始终。(来源:中国作家网 作者:王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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